近期关于蔡邕《笔论》本义的争论，再次引出《笔论》真伪的探讨。笔者此前曾有关于《笔论》本义之拙文见报说了信其有的话。虽未免冒昧，但许多疑问却是一直挥之不去的。故仍抱着愚者千虑可能有一得之幻想，将一些不成熟的甚至可能是荒谬的疑问提出，以期能为这场争论引出一点新的思路，亦借机就教于诸位师长。

一、        关于蔡邕著述大量流失的问题

蔡邕一生坎坷，其典籍著述的去向是一个直接与《笔论》存佚相关的问题。

蔡邕作为博学之士，称其家中藏书万卷该不是夸张，因为仅他送给女儿蔡文姬的书籍即逾四千余卷；同时他的著述也理应等身。但历史却让他的典籍著述屡遭不幸，大量流失。

一是蔡邕宦海浮沉造成的损失。从《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可知，蔡邕生前死后那段时期是一个军阀混战、烽火连年、杀人如麻、民不聊生的社会。他一生只因忠介耿直得罪人，多次为政治避难而流离失所，身在朝廷却危机四伏。残酷的党同伐异、宠辱的反复无常，使蔡邕的一生伴随着政治风浪剧烈颠簸。董卓、蔡邕、王允相继死后，充满着政治、家族、派系色彩的恩怨相报、抄斩厮杀延续了多年，这就使蔡邕成了政治上敏感、声誉上尴尬、颇有争议的人物，其书籍文章的保存“命若悬丝”，随时都有被兵灾人祸糟蹋的可能。从《后汉书》记载来看，蔡邕死后其遗籍至少有两次大的损失：（一）其著作“因李,?/span>之乱，湮没多不存”仅余“百四篇传于世”；（二）朝廷的惩罚 ：“初年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后汉书·祭祀》）蔡邕跟着董卓倒了大霉，“名浇身毁”，又从皇家祭祀庙堂中被清除，即便不被抄家，其著述文章也必遭贬损厄运。事实证明这些残存之籍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所剩无几。

二是其女文姬处的损失。文姬也是命运多舛，流落匈奴十二年，后被曹操“以金壁赎之”，问及家中“坟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可见损失已逾九成。文姬以诵忆方式承传典籍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古人在历史条件局限下以心记口传方式为后人留下某些文化遗产并非罕见，有的甚至比那些所谓的记载更真实可靠。

三是因蔡邕爱才如命、仗义疏“书”而流失。在其“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得宠那段时间，偶遇少年才子王粲，遂奉为上宾赞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藉文章，尽当与之。”（《三国志》卷二十一）这既充分显示其惜爱人才，鼎力辅导之心，也可知其书文经常慷慨赠人大量流散社会，在那个动乱年代徒增了遭遇不测的风险。

上述劫难流失，是否有类似《笔论》的文章著述恰在其中？

四是其后人蔡希综身世之谜。蔡希综在《法书论》中自称为蔡邕第十九代后裔。蔡邕本陈留（今河南）人氏，据《后汉书•董祀妻》所述“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和文姬诗句“宗族殄兮门户单”可知，蔡邕死后所遗子孙大概只有女儿文姬，何以会在“吴会”之地的“曲阿”冒出了蔡氏后人呢？据《三国志》载：吴郡孙权手下有个叫顾雍的人曾“入为左司马”，后“为相十九年”，“至德忠贤”。“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冤于吴，雍从学琴书。州郡表荐，弱冠为合肥长，后转在娄、曲阿、上虞，皆有治迹。”蔡邕晚年得意门生的管辖地中有曲阿（今江苏丹阳），正是蔡希综的家乡。这是否表明蔡邕当年“亡命江海积十二年”中曾留下了后代并受顾雍庇荫定居于曲阿？

    蔡邕家族历来多磨难。其六世祖蔡勋执意“不仕新室”而“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他自己更是几起几落屡遭政敌暗算，总有阴影绕缠其身。以他的仕途恩怨挫折坎坷，想必会告诫后人要善于在乱世中韬光养晦，谨防不测。故其后人长期不显声名达数百年是否在遵循祖训？只是到了希综的六世祖始见出仕者。若蔡希综确系蔡邕后代而非假冒，其《法书论》亦非子虚乌有的杜撰，则从其所称“余家历世皆传儒素，尤尚书法”可知，蔡邕的部分典籍、著述及笔法秘诀、书学思想等必是传予了曲阿后人，其后人也很好地承继了其学问、书法等“遗传基因”。

但细究起来，这其中也有好多疑问。比如在蔡邕离开“吴会”之时，其子女最大者亦不过十岁左右，寡母幼儿会以怎样的方式继承家学？以顾雍为首的一批学生当时在承传中起了怎样的作用？顾蔡两家在后世的交往中又会对承传产生怎样的相互影响？《法书论》中涉及《笔论》的那些内容，蔡邕在曲阿时是以什么方式留给后人或学生的？笔录还是口授？若是笔录自不必说了；若是口授，则在漫长岁月中难免有承传者释解的成份搀于其中，不可能原汁原味一字不差，但其基本思想却是保留下来了。希综说话之时已是蔡邕身后五百余年，为何此前蔡家人一直保持沉默？世事沧桑，其中该有多少变故曲折、苦衷隐情，岂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若要说也只能有待考证专家们去说了。

二、关于蔡邕能否产生《笔论》这样的书学观点问题

事实上，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专家考为可信的卫恒《四体书势》所载蔡邕《篆势》一文（《后汉书·蔡邕卷》也提及此篇），我们对蔡邕是否会产生《笔论》（包括《九势》）那样的观点大概就不会再有疑问了。例如《篆势》中的“若绝若连，似水露缘丝，凝垂下端”显然是讲笔画造型，即后人所称的“垂露”形象；“纾体放尾，长翅短身”、“纵者如悬，衡者如编”是讲结体的小章法；“扬波振撇”“??翾翾”“若鸿鹄群游，骆驿迁延”是讲笔画、字形“若飞若行”的动态；“鹰峙鸟震，延颈胁翼，势欲凌云”是讲笔画、字形驻而欲动的静态；等等。鉴于万物一理，没有必要竭尽例举，故其结尾曰：“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表明作者只是述其要旨。有谁能说这些观点与《笔论》中的“若…若”、“纵横有可象者”有根本性的的区别？

有文章认为“若… 若… ”这类语法是唐人口气，从而将其作为证《笔论》为伪的依据。笔者却总觉得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因为就是在《四体书势》中，不但蔡邕是这种口气，而且非蔡氏所撰的《字势》、《隶势》、《草势》也如出一辙。如《字势》中有“虫??其若动，鸟飞飞而未扬……若龙腾于川……若雨坠于天… 若鸿鹄高飞… 若流苏悬羽… 若翔风厉水”；《隶势》中有“焕若星陈，郁若云布… 若钟虀设张，庭燎飞烟… 若飞龙在天… ”；《草势》中有“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 若杜伯"b毒… 腾蛇赴穴，头没尾垂”，等等。假如还有疑惑，则再请看与卫恒同时代的索靖《草书势》中的“婉若银钩，飘若惊鸾… 或若登高望其类，或若既往而中顾，或若倜傥而不群，或若自检于常度… ”是否可为佐证？既然如此，为什么单单把蔡邕说的断为唐人口气呢？晋人卫恒即便掺入了“私货”，恐也说不出“唐话”吧？

有的文章一面将《笔论》指为唐人伪托，一面又称其很有学术价值，这就有些自相矛盾。因为“若… 若”这类观点一旦放到唐朝就无足轻重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此前已有很多人说过了，创造者与继承者或模仿者毕竟是有区别的。总而言之，上述事实是否证明，在汉代人们对书法艺术所表现出的“若这若那”的意象已形成了审美共识？蔡邕在《篆势》中昭示的观点是不是汉代对书法何以会美的一种自觉？我以为是。

蔡邕“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真异能之士”（张怀瓘《书断》），以他非同寻常的学识智慧、集古典哲学思想之大成的思维方式和对书艺研究的执着精神，既已对篆书有此彻悟，则对隶书等其他字体焉能迷惘？况且在他之前的先辈们就已对汉字艺术性书写多有建树；在他青年时期正值《石门颂》、《乙瑛》、《史晨》、《张迁》等诸多名作相继问世；与他同代以书法擅名称圣的贤人高士，也绝不可能只写不说，没有书学观点示世交流；而且汉代全社会对书法的热衷为艺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沃土。因此，无论从蔡邕的自身素质、社会大环境，还是从华夏文化的承继规律来看，蔡邕持有如《笔论》所示的书学观点，是正常的、必然的，没有反而不正常了。蔡邕的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观点。退一步说，即便蔡邕从未动手写过《笔论》，他的《篆势》也足以说明问题了。《篆势》所说，甚至比《笔论》更详备明晰，更易使人联想到书法创造的意象与自然具象的关系，更能让人领略到书法艺术滥觞时期先哲们创造性思维的切入方向。这不由令人想起如此道理：我们的目的是研究那棵树上的叶子，当掉在地上的那片与留在树上的那片一模一样时，就以地上的为标本，它会影响研究成果吗？

笔者坚持认为，以蔡邕为代表的先哲们，若是没有一种特定的处于自觉状态的思维模式、话语系统与自然万象沟通，并将其“裁成一相”、转换为笔墨符号、化作深含丰富哲理的规则法度，汉字书写何以会走上艺术化的道路？何以会让我们后人世代研究不尽、追慕不已？汉代字体、书体百花齐放，为什么最终那些“风书”“云书”“科斗书”“鱼隶”“龙隶”“十二属相书”等类似绘画、“是这是那”的具象之书被历史淘汰，而如《石门颂》《乙瑛》《熹平石经》等“若这若那”的抽象之书却成为楷则、奉为艺术之宗？这表明老祖宗们解决了书法走向艺术化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其一，完成了由具象到抽象的历史性跨越，确立了书法在美学意义上的评判原则；其二，解决了将评判原则规范化、程式化、可操作化的问题。简言之，解决了为什么应该写成这样、怎样写成这样的问题。

诚然，蔡邕曾将“书画辞赋”视“为才之小者”，似乎不屑于此道而贬低它们的艺术地位。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一是当时天下安危、国家命运乃头等大事，需要的是能“通经释义”“匡国理政”的贤能至材，仅具“小善小能”的文人墨客治不了天下。同时代的赵壹在《非草书》中云“志小者必忽大”，推崇能“稽历协律”“探赜钩深”的圣贤，可为印证。二是为谋取宫廷俸禄，出现了“诸生竞利，作者鼎沸，或窃成文，虚冒名氏”现象，蔡邕不想让这类投机钻营弄虚作假之徒误国。三是书法从艺术角度之所以未能象音乐那样备受尊崇，是因为音乐生来就是艺术与实用功能浑然不分的，且其作用直接与治国安邦相联系，礼仪、祭祀、筵宴、教化、作战等都要用到，甚至可以“四面楚歌”，瓦解军心。而文字书写则因其原本为的是“弥纶群事”“垂训纪典”、传递信息，其艺术功能算是实用过程中的“派生物”，艺术性之高低、有无并不影响其实用功能。但这不等于说古人对书法的艺术性研究没有给予相应的的重视、未能达到通灵感物赜幽探微的相应深度。

三、关于如何对待历史定论的问题

对专家权威们就某一学术问题做出的证据确凿的定论，毫无来由地予以怀疑、否定，未免有狂妄无知之嫌；但凡是定论就不敢再问个为什么，不敢动脑筋分析消化一番，也未必是一个理论探索者的应有品格。我们有目共睹的是，在任何一个领域中，都充满着思想、观点、结论之间的新论与旧说、肯定与否定的是非交锋。认识和结论的正确与否都要在这样的交锋中经受锤炼和考验。比如在物理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冲击了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在考古界，新发现的中华曙猿和世纪猿动摇了类人猿起源于非洲的假说，而且有谁会料到它们竟是只有不足200克体重的小动物！在史学界，大量的新出土的古代文物，也在不断填充着历史空白和改写着某些历史定论。

    此类例子可谓举不胜举。在1899年发现甲骨文之前的漫长历史中（据说许慎他们也未曾见过甲骨文）恐怕没有谁会想到有这种字体。在那些流失民间、海外或至今深藏未露的典籍文物中，在那些至今尚不能轻易发掘的古代陵墓中，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之下，还有多少会令我们出乎意料、会令历史定论改写的秘密藏于其中？就不用说那些早被岁月湮灭为尘埃黄土而永远不可觅得的证据了。

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是劫后余生的一部分，并且精粗并存、真伪杂芜，甚至还有恩怨相报遗下的毁誉褒贬、是非颠倒。这使我们在剖析远古历史的时候不但面临着证据太少、真伪难辨、自相矛盾等问题，而且还有关键证据的永远缺失，或没准儿哪天冒出一个新证据的问题，所以许多问题所下定论是否为真正的定论还很难说。因此，对扑朔迷离的蔡邕其人及《笔论》的讨论，窃以为注重历史证据与逻辑分析的有机结合，注意舍末逐本、抓住主要矛盾，倒有助于我们去伪存真廓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不管萦绕在蔡邕身上有多少迷人的光环、多少扑朔迷离的故事，我们完全可以略去那些次要的、枝蔓的东西而抓住本质的、主要的方面对蔡邕作个基本评价：博学多才的一代鸿儒，运筹帷幄的幕僚智囊，非凡的思辩分析能力，对书法艺术有很深入的研究，精通艺理，字写得上乘，一生被才能、“愚忠”甚至迂腐所累，耿介、清高、真诚的性格与毁誉参半的人生结局——有了这些不离大格的基本评价，我们分析问题就有了基本前提，当不会违背逻辑走了“板”吧。

综合上述，我们是否敢对问题作这样的猜测：假如蔡邕写过的《笔论》原文佚失，却被他人或后裔记其大意口传于世；假如他的原作经多次传抄或因保存不善漫漶缺损，后有补正，虽有失原貌，但中心思想保留下来了；假如他的观点始终伴随笔法口头授传，后被整理成文——大体就是今天这个样子，这应不应该算作蔡邕的东西？书法作品的形象不能以口头传世，而思想观点却是可以通过书面或口头等多种渠道流传的。反之，蔡邕既已具备了《笔论》那样的观点，他就是不愿诉诸文字未曾写过《笔论》之类，其实有了《篆势》作证也不会影响我们最终对蔡邕其人及那个时期的书学思想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价。

                                     2002 年3月3日

                     载《书法导报》2002·4·24 与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