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是上帝

蔡宗健

中国绘画艺术的历史证明，画家所处的地位和生活的条件，对绘画艺术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决定于他们的观众，画家们大都是“无产者”，观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例如，吃皇粮的宫廷画家，他们必须摸清帝王的爱好，使自己的作品得到爱画人的喜爱，否则，轻者失掉饭碗，重者被认为“欺君之罪”，有被杀头的危险。因此，画家对自己的创作竞竞业业、如履薄冰，不敢有半点马虎，必须不断改进，不断创新，不断提高技艺，从而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在市井卖画养家糊口的画家，必须调查研究观众的爱好，作品必须投其所好，才能使观众肯掏出腰包里的银两买画，作品越好、越多，画家的收入就越多，生活水平越有改善，也就有条件把绘画水平提得更高。由此可见，画家是为他们的“衣食父母”（上帝）服务的“仆人”。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规律。

据画史记载，在道释出家人中，也有一部分卖画为生的画家。例如石涛，他是明高帝朱元璋从孙靖江王朱赞仪之十世孙，幼时因父被囚杀而国破人亡，生活无依，被迫“剃染为比丘”，出家为僧，法名元济，字石涛，学得些画技，青少年时客居武昌，中年时期住南京，晚年定居扬州时蓄发为道士，日常则靠卖画维持生活。清康熙23年，康熙帝南巡住南京，石涛（48岁）曾同僧众一起迎驾。5年后，康熙第二次南巡，石涛又随众僧迎驾，康熙当众呼出石涛的名字，使他受宠若惊，备感荣幸，颇为得意，想乘机以绘画为进身敲门砖，邀功领赏，争取讨到皇帝的欢心，当上“阿谀奉承、粉饰太平”的宫廷御用画师。他深知，有了帝王这样的大“观众”，会使他脱离“卖画为生”的苦日子，达到能过上酒醉饭饱的优越生活，于是乎，遂神采飞扬地绘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图》，落款为“臣僧元济九顿首”，表示已经把“国破人亡”之恨丢在脑后，以当清朝的属臣为荣了。这说明石涛把帝王这样的“观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了。但是，清兵入关后，对明朝的王室子弟大力捕杀，更不会给予封官授职，使石涛始料所不及，大失所望，严酷的现实使石涛清醒的认识到“笔墨当随时代”这个绘画艺术的客观规律，不可以主观愿望当客观实际才行，也说明“观众”对画家们是多么的重要。

还有少数的喜欢字画的高官显贵，例如明代一品大员、礼部尚书董其昌，他的作品有两类观众，一类是地位高于他的帝王将相，以贡献他的绘画作品来达到“靠画晋升”的目的。二类是同僚下属，借“赠”画或卖画来高价收入。普通老百姓是沾不上边的，更谈不上深入人民群众。他根本不屑于真山真水传神，自己承认作画的本领只不过是“日临树一二株，石山土坡，随意皴染，五十大成，犹未能作人物、舟车、屋宇，以为一恨”，由此，他大力主张要“以古人为师”，由古人“悟入”，因为这样坐在家里就能办，比“行万里路”容易得多，并沾沾自喜地说道：“要求三百年来一巨眼人也”并有“欲作画祖”的希冀。勿怪乎启功先生说董氏“以功力言，书深、画浅。”徐悲鸿则不客气的评日：“董其昌、陈继儒才艺平平，吾尤恨董断送中国画二百余年，罪大恶极。”